7月2日至15日,即所谓庐山会议前期,与会者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,对以上议题畅所欲言,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,摆情况,提意见,白天开会,晚上看戏,会议气氛轻松愉快,故而与会者称之为“神仙会”。

　　刘少奇在参加华南、华中组讨论时,对“大跃进”中出现的问题,提出了尖锐的批评,指出,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,“大跃进”中“出现了这么多乱子,是破坏性的”,是碰了钉子。碰了钉子,知道转弯儿,这是真正的聪明人。怎样转好这个弯子呢?他认为那就是要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。他说,这个综合平衡,你不管它,它要管你;它不向你让步,你要向它让步。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能是波浪式前进,而不是直线上升,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速度的“大跃进”,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。应该说,这样的见解颇有前瞻性,是很有见地的。

　　这一见解,他本打算更深入地阐述,可是,以7月16日为转折点,发动对彭德怀等的批判斗争,庐山会议的气氛霎时紧张起来,与会者大都三缄其口,再也不敢评说“大跃进”中的是非短长,唯恐沾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。

　　刘少奇倒没有十分在意,也就是毛泽东批复“彭德怀同志意见书”的当天,他还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:总结经验教训,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都要讲够。成绩说够,缺点说透。指标和干劲有关系,但是两回事。低了不一定泄气,高指标不一定鼓劲儿。他甚至提出,当前的反倾向性错误中,“‘左和右哪一个是主要方向?”北戴河会议后所出现的乱子,“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?是不是‘左倾冒险主义?”他认为,就一定意义而言,‘左比右的危害性更大。所以,就是在彭德怀问题已成定论,并将为之作决议的八届八中全会上,他还想在决议上加上一段反“左”的话。

　　庐山会议的风向整个转变了,成为口径一致的反右。此时,他虽然也不得不批判彭德怀,不得不批判右倾机会主义,但是,他不赞成把所谓反右倾向更大范围发展,而主张将批彭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。他坚持认为,彭德怀信中所提的问题,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。所以,尽管庐山会议后,全党已形成主流的反右倾思潮,他在国务院汇报195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时,仍然赞成降低指标,并提出这样的疑问:“现在不提反‘左,恰当不恰当?”时隔不久,他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,对庐山会议没有就反“左”问题,得出相应的经验教训而深自感叹

　　本来,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(指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风、共产风——作者注)的,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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